从《碧玉簪》到《玉簪缘》

2019-06-12 20:00 来源:二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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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碧玉簪》到《玉簪缘》

碧玉簪故事自明代流传至今,以多种艺术形式为载体,曾经出现过多个版本。

3月8日,京剧《玉簪缘》在天津滨湖剧院首演,为这个戏曲舞台上的老故事又增添了一个新版本、一种新讲法,笔者作为编剧之一参加该剧创作,得以重温这个故事的前世今生。

戏曲舞台上的许多剧目,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结构模式、人物关系,只在具体情节上有所差异,例如:由《张协状元》《王魁》《琵琶记》《金玉奴》《潇湘夜雨》等剧目组成的状元负心戏系列,说的都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急遽变化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精神冲击,以及因此而引发的矛盾、社会矛盾。而《碧玉簪》《香罗带》《御碑亭》《元宵谜》等剧目,表现的都是谨守妇道的女子因遭猜疑而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姑且称之为贞女遭疑戏。这些在戏曲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承载着特殊的精神现象和价值取向,并在后世不断被延续和复制,成为文化传统中具有传承性的文化因子,相当于文学母题。文学母题能够作为一个故事中最小的成分在传统中得到持续地、反复地书写,必然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那么,碧玉簪故事的不寻常与动人又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已无法获知这个故事最初的作者是谁,只能把明传奇当作它最早的版本,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它被宝卷、宣卷、弹词等多种艺术样式讲述着,被众多地方戏剧种演绎着,直到1924年才被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移植到京剧舞台。

碧玉簪故事的情节线索很简单:大家闺秀张玉贞受表兄陆少庄陷害,被新婚夫君赵启贤怀疑品行不端,因而遭遇种种精神折磨,幸而最终真相大白,夫妻团圆。

显然,这个故事的男女主人公虽为才子和佳人,却并非以表现情爱为重点的才子佳人戏,全剧矛盾冲突的焦点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误会,而这恰恰是本剧最不寻常、最动人的要素。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无论贫富贵贱,女性都一样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活得战战兢兢,把一切有关是非曲直的判断、一切对于幸福的期待都寄托于男性的良心,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往往求告无门。碧玉簪唱出了女性们从古至今累积于内心的悲愤,这也是为什么梅兰芳先生在大正时代的日本演出《御碑亭》时,引得台下无数女性观众落泪的原因。贞女遭疑常局限于家庭伦理,不似忠臣遭忌那样气势磅礴、场面开阔,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它们或许恰如一个双面镜,映照出封建强权统治下、封建道德桎梏下,中国人曾经历过的集体伤痛。在碧玉簪故事的早期版本中,不仅宣扬封建道德的用意很明显,还掺杂着浓厚的迷信色彩,明明是受害者,而女主人公对于丈夫的冷暴力却只能这样说:不怨天来不怨地,不怨夫君待奴轻。不怨爹娘来错配,只怨奴的命生成。申诉当然也可以,却要为这微弱的反抗承担严重后果不能生育、落发出家、被父亲一脚踢死、为丈夫纳妾等等。这样的观念早已成为糟粕,但这些早期版本也形成了一种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思路碧玉簪探讨的不是爱情问题,而是一个女人应如何看待自身命运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观众对这个故事的态度十分纠结,既承认剧情的现实性,既喜欢女主人公的温婉多情、知书识礼、善良隐忍,又不喜她这样委曲求全,不愿接受一种实际近似于悲剧的美满,更不愿看到三个年轻人统统毙命的惨剧三家绝。1920年,越剧小歌班艺人马潮水根据婺剧等对碧玉簪故事进行了一次大胆改编,尽量剔除宿命论的糟粕,形成了从庆寿许婚到送凤冠的基本框架,在上海首演大获成功。可以说,这次改编让碧玉簪脱胎换骨,成为一出悲喜交集、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和喜剧色彩的家庭伦理剧。其后,该剧几经修改,并多次被搬上电影银幕,而由吴永刚执导、金采风等主演的越剧电影《碧玉簪》上映后引起轰动,更引发了学术界围绕该剧结局进行的大讨论。一方坚持大团圆结局的积极意义,另一方则谴责女主人公反抗精神的缺失,甚至将其称为封建礼教的奴才。最终,争论双方谁也没能说服谁,但这场讨论的价值就在于它充分说明:在20世纪初得到重新书写的《碧玉簪》,还有尚未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当时依然无法解决。从艺术角度来看,《碧玉簪》最大的问题就是女主人公的被动和缺乏行动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沉闷,也就是戏曲界常说的温,相对于地方戏,程式化更为严格和完备的京剧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更为突出。于是,尽管有动听的程派唱腔,《碧玉簪》还是渐渐受到冷遇。为了让戏火起来,不止一位程派名家曾尝试着进行改编,而李世济老师则于上世纪80年代,在范钧宏、徐城北两位著名剧作家的协助下大胆将剧名改为《玉簪误》,除丰富情节外,还创作了大量新腔,并增加丑角的戏份,以达到增强观赏性的目的。这次改编从剧名上突出一个误字,可见对戏剧矛盾的精准把握,也显示出老艺术家敢为天下先的创作态度。尽管李世济老师没有来得及对这个版本进行深度打磨,但她在晚年多次敦促学生重新加工整理,这也正是《玉簪缘》产生的缘起。让一出程派剧目获得新生既是李世济老师的夙愿,也是新的历史语境对故事讲述者提出的新要求。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已无法用一个受气包翻身记去鼓舞和男性承担着相同社会任务的女性观众,更不能用遁入空门、离家出走、一死了之等不负责任的方式逞一时之快。碧玉簪故事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应从女主人公的性格入手,让她能以自身行动真正影响和推动剧情发展。此次改编,我们力图在三处着墨女扮男装,对诗择婿、忍辱负重,侍奉婆母、训诫夫君,再续前缘,这三个在先前任何一个版本中都不曾出现过的情节,突出了女主人公对婚姻自由的大胆追求,以及她的明德、明理与大爱情怀。旧版本中的病房一场有成套的二黄唱腔,抒发张玉贞的满腹委屈。我们将这一场改为夜思,张玉贞的内心依然有诉不尽的委屈、忧虑和迷惘,而听说婆婆喝了自己煎的药病情好转,听说街坊邻居称赞自己是一位奇女子,她不禁若有所思如今这个自怨自怜的女子,还是当初那个饱读诗书、敢于女扮男装去比诗择婿的自己吗?古往今来多少弱女子也做出过惊天动地的事情,即使不能像花木兰那样上阵杀敌,立门楣,奉亲人,衔寸草,报春晖,闺中女也能够立地擎天。凉风陡起,秋雨将至,在转身回房时,她又停下脚步,轻声吟唱道:织女也有相思泪,洒向人间护芳菲。在向他人施予仁爱之心的同时,这个曾经把辅佐夫君功成名就当做人生最高理想的女子,学会了重新看待自身的价值。从病房到夜思,依旧是熟悉的二黄唱腔,境界却截然不同,成为女主人公从惶恐无助到重建个人价值体系的蜕变过程。最后一场的训夫,也由单纯的埋怨,变成对丈夫的警醒和激励,希望他能从生活琐事中吸取教训,将来成为造福百姓的好官。《玉簪缘》的改编,如同为主人公的重要关节注入力量,使之能堂堂正正站立起来。

文艺作品是时代的孩子,明代也罢,上世纪20年代、80年代也罢,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张玉贞,但今天必须有这样的张玉贞,未来或许还会有更加不一样的张玉贞。

戏,不单以文本传,新戏《玉簪缘》还需在构成京剧综合性的各个方面精心打磨,使这次新讲述能够真正为京剧舞台增添一出好戏。

(责任编辑:佚名 )